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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法治周末 盤和林
　　“從嚴治黨”、“從嚴治吏”，成為當下的關鍵詞。從“八項規定”到一條接一條的“禁令”，從領導幹部到普通國家工作人員，“約束”的範圍正在越來越廣。於是，一種聲音出現了：“為官不易”，並隨之誕生了衍生品--—“為官不為”。
　　從深層次來說，有人為了不出事、不擔責，甘做“逍遙官”、“太平官”，這在經濟學的經濟人假設理論看來，“為官不為”未必不是合情理的選擇，趨利避害是理性經濟人的本能。
　　因此，“為官不為”事出有因，要想醫治“為官不為”，除了要求領導幹部增強一心為民的公僕情懷，思想上增加改革的自覺性，還要從制度層面保障，形成良好的社會氛圍，鼓勵領導幹部敢於為官做事，讓領導幹部“當官敢為”，這恐怕要比只講大道理來的實在得多。
　　醫治“為官不為”，首先要寬容理解改革者，保護勇於幹事敢於擔當的幹部。改革開放初期，安徽、廣東、浙江等地黨員幹部敢於打政策的“擦邊球”、觸政策的“底線”，擔風險、闖路子，帶領當地群眾掀起了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大潮。他們當時靠的不僅僅是個人改革的自覺性，更主要是背後有鄧小平、任仲夷等一批思想開明領導者的寬容、保護，讓他們成為“改革先驅”而不是“先烈”。
　　當下，改革進入深水區，牽扯的利益複雜，觸及的矛盾深，碰到的困難和阻力大。因而，我們更需要按照習近平主席要求的“勇於改革”，包容善待改革者，政策制定時妥善處理好改革過程中出現的種種問題，並形成良好的機制，允許改革者“交學費”，讓他們為黨和人民的事業勇於創新、敢於擔當，從而避免“大幹大錯、小乾小錯、不乾無錯”挫傷改革者積極性的消極現象出現。
　　醫治“為官不為”，要從制度設計上建立起“官員敢為”的政策機制。改革進入深水區，正如李克強總理說的“現在觸動利益比觸及靈魂還難”。任何改革都存在利益重新分配的衝突，任何改革往往做不到人人受益，也很難十全十美，總有人不滿意，責難、阻力在所難免。我們應該承認，我們少數黨員幹部的失德違法行為也確實引起了群眾的憤怒。網絡信息時代，手機攝像、錄音無處不在，微博微信等自媒體如影隨形，“當官不易”、“為官不為”並不是一句領導覺悟不高就可以概述的。
　　我們在考評官員時，一定要釐清哪些是改革中的問題，哪些是官員失德違法亂紀問題，合理合法的平衡“管事做事”與“不滿意”的關係，釐清問題的本質，划出明確的界線，制定出一系列合理合法的考評制度，為有擔當做實事的幹部打消顧慮和掃清障礙，無後顧之憂“甩開膀子”為深化改革為民眾福祉而“為官敢為”。
　　醫治“為官不為”，還要建立起科學的任用制度，形成“敢為有位”的提拔機制，“不為問責”、“不為讓賢”的問責機制。應該承認，屍位素餐並不是絕大多數領導幹部的選擇，成為“庸官”、“懶官”也不是他們的初衷。領導幹部也不缺乏對大道理的瞭解，我們更需要科學的考評制度來任免官員，建立起良好的選撥任用機制，讓那些敢擔當、勤做事的官員得到提拔重用；用制度和紀律來建立起“不為問責”、“不為讓賢”的問責機制。領導者要肩負使命、盡職履職，“為官一任，造福一方”，讓“太平官”、“逍遙官”退出領導崗位，讓敢擔當勤做事的領導到重要的崗位為民做事，形成能者上、平者讓、庸者下的局面。
　　“為官不為”解決的根本之道在於，從制度層面設計，形成良好的社會氛圍，這比只講大道理有用得多。
　　(作者系媒體時評人)　　（原標題：醫治“為官不為”不能只講大道理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