法治周末 盤和林
  “從嚴治黨”、“從嚴治吏”,成為當下的關鍵詞。從“八項規定”到一條接一條的“禁令”,從領導幹部到普通國家工作人員,“約束”的範圍正在越來越廣。於是,一種聲音出現了:“為官不易”,並隨之誕生了衍生品--—“為官不為”。
  從深層次來說,有人為了不出事、不擔責,甘做“逍遙官”、“太平官”,這在經濟學的經濟人假設理論看來,“為官不為”未必不是合情理的選擇,趨利避害是理性經濟人的本能。
  因此,“為官不為”事出有因,要想醫治“為官不為”,除了要求領導幹部增強一心為民的公僕情懷,思想上增加改革的自覺性,還要從制度層面保障,形成良好的社會氛圍,鼓勵領導幹部敢於為官做事,讓領導幹部“當官敢為”,這恐怕要比只講大道理來的實在得多。
  醫治“為官不為”,首先要寬容理解改革者,保護勇於幹事敢於擔當的幹部。改革開放初期,安徽、廣東、浙江等地黨員幹部敢於打政策的“擦邊球”、觸政策的“底線”,擔風險、闖路子,帶領當地群眾掀起了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大潮。他們當時靠的不僅僅是個人改革的自覺性,更主要是背後有鄧小平、任仲夷等一批思想開明領導者的寬容、保護,讓他們成為“改革先驅”而不是“先烈”。
  當下,改革進入深水區,牽扯的利益複雜,觸及的矛盾深,碰到的困難和阻力大。因而,我們更需要按照習近平主席要求的“勇於改革”,包容善待改革者,政策制定時妥善處理好改革過程中出現的種種問題,並形成良好的機制,允許改革者“交學費”,讓他們為黨和人民的事業勇於創新、敢於擔當,從而避免“大幹大錯、小乾小錯、不乾無錯”挫傷改革者積極性的消極現象出現。
  醫治“為官不為”,要從制度設計上建立起“官員敢為”的政策機制。改革進入深水區,正如李克強總理說的“現在觸動利益比觸及靈魂還難”。任何改革都存在利益重新分配的衝突,任何改革往往做不到人人受益,也很難十全十美,總有人不滿意,責難、阻力在所難免。我們應該承認,我們少數黨員幹部的失德違法行為也確實引起了群眾的憤怒。網絡信息時代,手機攝像、錄音無處不在,微博微信等自媒體如影隨形,“當官不易”、“為官不為”並不是一句領導覺悟不高就可以概述的。
  我們在考評官員時,一定要釐清哪些是改革中的問題,哪些是官員失德違法亂紀問題,合理合法的平衡“管事做事”與“不滿意”的關係,釐清問題的本質,划出明確的界線,制定出一系列合理合法的考評制度,為有擔當做實事的幹部打消顧慮和掃清障礙,無後顧之憂“甩開膀子”為深化改革為民眾福祉而“為官敢為”。
  醫治“為官不為”,還要建立起科學的任用制度,形成“敢為有位”的提拔機制,“不為問責”、“不為讓賢”的問責機制。應該承認,屍位素餐並不是絕大多數領導幹部的選擇,成為“庸官”、“懶官”也不是他們的初衷。領導幹部也不缺乏對大道理的瞭解,我們更需要科學的考評制度來任免官員,建立起良好的選撥任用機制,讓那些敢擔當、勤做事的官員得到提拔重用;用制度和紀律來建立起“不為問責”、“不為讓賢”的問責機制。領導者要肩負使命、盡職履職,“為官一任,造福一方”,讓“太平官”、“逍遙官”退出領導崗位,讓敢擔當勤做事的領導到重要的崗位為民做事,形成能者上、平者讓、庸者下的局面。
  “為官不為”解決的根本之道在於,從制度層面設計,形成良好的社會氛圍,這比只講大道理有用得多。
  (作者系媒體時評人)  (原標題:醫治“為官不為”不能只講大道理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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